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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墨之尚----讀鮑邦協散文集《情不自禁》

    來源:湖北作家網    發布時間:2020-10-29    作者:陳忠華

      一

       2019年10月,潛江作者鮑邦協的散文集《情不自禁》,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這對于潛江文學界,對于他本人,都是一件喜事。

       近些年來,文學創作已經逐漸地成為邦協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喜歡用精湛的筆墨講述自己的生活閱歷,闡釋他對自己所及的世界的認識,表達他的情懷、情操和情志,他甚至傾向于用文學方式操作他的一部分社會交際——他愿意有選擇地與戰友、同學、同事、同鄉分享他的悲歡和心得。我以為,同我們很多人比起來,他的血似乎更熱,因此有時候他表現出來的生活激情自然也就更為奔放;他對世界的觀察十分敏銳,所以他對生活的體驗也就應該更為細膩和豐富。某種意義上,他的文筆運用技巧可以稱得上得心應手,他有幾篇堪稱精品的創作在意境上差不多達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他的文學創作活動趨近或是已經達到一種自在的境界;換言之,他就是生活在文學之中,用文學創造著自己同時又在不斷地改造著自己,更新著自己的精神面貌,最美使自己新的身份形象臻于完善和豐滿。

       所謂身份形象,我是在講,邦協通過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建立起了一種自我文學生活的人格形象。對此,邦協自己是沒有意識的,因為他不大可能有意地先入這樣的身份原型(prototype), 而是慢慢地不自覺地靠近著并且最終會使他疊加于這一身份原型。倘如此,于潛江故鄉的文學界當為最理想的期許。

       邦協以自己特有的世界觀、思想方法再加上他勤勉的創作實踐,把他對生活的各種體驗滲透到筆墨里,映射到作品中,再通過傳媒渠道或者既有的交往關系有限地影響社會影響他的親朋好友、同事同學同鄉以及他生活圈內的一些相關的人們。理論上,邦協的自我文學生活人格形象是他作為創作主體之外的他者在閱讀中建構起來的關于他的文學生活人格形象的感知、評價和解釋。只是因為視角的不同、距離的不同以及方法論的不同,感知形象的圖式元素又會因“他者”的分化而形成一定的差異。

      二

       我和邦協在整個兒童少年時期及青年時代早期的生活環境與條件是相同的,但這之后我們兩人便有了不一樣的人生閱歷。恢復聯系之后我們仍然沒有機會晤面,他在北京我在煙臺,兩人硬性的公干倒是都沒有了,卻都有著新的家庭責任和義務——替兒女分憂解難,照料孫輩。這是中國當代特有的一種社會現象,我們都是這一現象中的存在,同時我們又都不自覺地烘托著這一現象。

       如此長時期的分離和中斷聯系,造成了我對邦協的生活、工作所知甚少,所以,就特別急切地想了解他的成長、成熟和成就過程以及其中的一些故事。但是,在飽和式賞讀邦協的作品之后我便轉念思索,人生就如一種有機體的生命運動過程,輝煌也好落泊也罷,都在不斷地遭受著代謝,任何故事都成為過往。把握當下寄望未來,這才是最為重要的。是此,我開始深入關注更為現實也更有意義一些的問題:邦協文學創作的原動力何在?他的文學生活的人格形象的魅力究竟表現在哪里?其作品的風格內涵是什么?這幾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探討和解答其中一個問題另兩個問題也就有解了。最終,我確定從精神、情操、思想-思維這三個向度上提出一些認識意見。這三個向度互為解釋和支撐,可以用以構成理性和穩定的人格形象架構。又因為一般情況下作品的個人風格是作家精神、情操和思想的外現,所以作家創作活動的原動力以及作品的風格內涵也可以從這三個向度中求解。

       第一.現代視域下的傳統心靈。

       讀邦協的作品不難發現,雖然他不是把忠孝和仁義禮智信這些字眼掛在筆頭寫在紙上,但是他的筆墨是浸潤在綱常觀念之中的。你看,他做人規規矩矩、清清正正,做事明明白白、仔仔細細,對工作極端負責對工作紀律不越雷池半步,他在部隊尊敬首長、在地方公職部門尊敬領導、在學校尊敬老師,與同學、同事、同鄉和睦友善感情真摯,這些題材邦協都有專門的篇目。他對父親的諄諄教誨刻骨銘心,對母親的哀思悲楚難撫,他深深地感念長姊當乳的人倫情懷,他盡力在生活上提攜家弟家妹,他養育子孫慈愛多于嚴厲。這些題材邦協更有專門的篇目。這些篇目都是他傳統心靈、德行的真實寫照。

       探究起來,這樣的心靈和德行,往小處說,是他家幾輩人家風熏習傳承的結果;往大里說則要歸功于正統教育下他的文化自覺了。應該說,這樣一些帶有傳統烙印的心靈與德行,我們這個輩分的人絕大多數都是有的,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濃或淡。但因為作家的社會責任以及文學的教化功能,這樣的心靈與德行于邦協就更為彌足珍貴了

       第二,以柔為美的審美意趣。

       我不知道在中國文藝理論中“柔”是否能夠或者已然成為一個審美范疇,但我認定,從接受美學的觀點看,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柔”是能產生審美刺激的,或者更為直接一點地說在文學作品中“柔”就是一種美。這是我讀邦協的作品之后建立起來的觀點。

       除了軍旅生活作品之外,邦協多半是以故鄉(他視曾經服役過的鐵道兵為第二故鄉)潛江的大地為紙,飽吸漢江之水成墨,來創作他的心作,或抒情或敘事或論理,兼而有之。他尤其醉心和鐘情于故鄉的路 、樹和水。他寫路,把詩意灑在路上;他寫江河湖塘,水有多深情就有多深;他寫人,回憶軍旅能夠在戰友中產生強烈共鳴,講述師生情誼能夠喚起同學、校友的串聯式追思,墨及家人筆觸感傷處便難掩男兒淚,讀者亦潸潸……

       邦協作品中的“柔”當然不是那種阿嬌似的綿“柔”,它是與“剛”相濟共生的,“剛”是他風格的另一面。只不過,他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剛”大多帶有幾分濕潤感,它的外面是用“情”包裹著的。他有十幾年軍旅生活鑄就的魂魄,又有十幾年從政積累下來的社會閱歷,所以他的個性品格中是有一定的堅毅、氣度、開闊和深邃的心理成分的。他在作品中濃墨重彩般地渲染水杉的挺拔和偉岸,他寫自己游覽漢江水利樞紐時為大壩的高聳和平湖的壯闊而心潮澎湃,他把從歷史的淤泥中挖掘出來的那塊飽經滄桑的小小石碑刷洗一新,使之圖騰般地巍巍立起,虛擬地樹在了屬于它那方土地的人民的心中,他在抒發“路”的詩意的同時放縱自己的思想且使之隨“路”伸向遠方,他寫水而不拖泥帶水,寫樹而不阿拉婆娑,寫路而不彎彎曲曲,他的作品總起來說筆力堅韌、文風蓬勃向上、陽光、歡暢、鼓舞斗志。這些“剛”性審美,邦協的作品中斑斑可見。

       第三,據小探微的思想方法。

       我不敢說邦協以寫“小”見長,但寫“小”確乎邦協筆墨的一大特色,無論抒情還是敘事抑或言理。邦協的寫“小”,我可以作顯性和隱性兩種范式的分析:以“小”切題或者直接以“小”命題,寫小題材、小視角,小村落、小人物、小事件、小物件,皆可入題,他儼然以一種小小世界中“小小老百姓”式的文風姿態支配創作。但是,這種“小”并非微不足道,佛家就說一沙一塵皆菩提, “小”有“小”的世界,“小”有“小”的道理,“小”有“小”的意義,“小”有“小”的價值。我稱之為小事大情。這是顯性寫“小”。與之相對應的就是隱性寫“小”了。大視野、大廣角、大歷史縱深的宏大敘事,其中亦有“小”,只是不顯于外。嚴格地說,這其中的“小”其實應該稱為“微”“細”。波瀾壯闊、大氣磅礴卻又細致入微,我稱之為知微見著。最有力的一個例子是,他在敘述重大題材時能夠恰如其分地穿插一組精準的數據,這些數據非但不使文章顯得冗贅,反倒是數字與文字交替切換大大降低了讀者閱讀心理中的視覺疲勞。

       寫“小”并非作家沒有胸懷和氣度,而是把心放在“小”處,從小處著眼,低處著手,關注“小”并以小法處之。 能寫“小”其實是一種文筆功夫,唯其“微”“小”,才可以使寫出來的東西形象、生動、真誠、信用。站在接受端的立場上,寫“小”的效果,是最終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認知差異,縮短情感距離。

       我曾經在一次學術演講中提出,現代漢語中有許多由“微”或“小”構造的成(熟)語,而且使用頻率很高,這表明“微”、“小”已經成為漢民族的思想內涵;又由于漢語在我們國家的通用語地位,漢語語言交際中表達出來的漢民族的一些思想內涵也為國內其他兄弟民族所領悟和接受。因此,說“微”、“小”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思想元素也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把寫“小”提高到文化層面,則可把“據小”假借為“拘小”。這樣一改,思想方法問題就變成了思想品德問題。寫“小”是受“拘小” 的思想品德支配的。站在思想品德的高度,邦協為什么要寫“小”、能寫“小”,把“小”寫得如此精致,深度的答案也就有了。

      三

       邦協的文學創作活動不僅豐富了他的晚年生活,提高了他的生活品味,強化了他的文學生活人格形象,更為重要的是,積極地影響著他周圍的人們。

       現在邦協還在揮筆灑墨,一如既往,創作不止,把一篇又一篇的作品捧出來,獻給故鄉、獻給文學社會、獻給他的讀者,他的文學精神在繼續升華。他只講興趣和愛好,不貪功利不計較銜頭;他不斷地把我們大多數人習以為常而不經意地置于腦后的所見所聞拾起來,置于自己的認知系統和思想庫,再運用文學技巧加工整理,輸出為洗練的作品。當我們從他的作品中重新見到那些被忘卻的事物事情事理時,會激發我們一陣陣的深思。

       邦協是上個世紀60年代從老堤村走出來的高石碑人。老堤村的文化人中文學人寥寥,高石碑的文學人或許不少,但有文學成就和影響者恐怕不多,我把邦協歸為后者;若文學人有了成就和影響之后仍然關心家鄉的建設和發展,想家鄉人民之所想、喜之所悅、述之所言,則難能可貴矣,我把邦協再歸為后者。

       如今的高石碑這方沃土,借助于興隆樞紐帶來的生態機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蒸蒸日上,令世人矚目。但是,一個地區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一定要有人文精神的支撐。經包括邦協在內的一些志士仁人的工作,高石碑已經有了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圖騰,這是人文高石碑的底蘊。底蘊之上,努力將經濟高石碑推進到人文高石碑的發展軌道,使之真正巍巍地雄立于潛江甚至江漢大地,文學在此可為當為,邦協在此可為當為。

      (陳忠華,潛江人,現為煙臺大學教授,研究生導師,外國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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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墨之尚----讀鮑邦協散文集《情不自禁》

    來源:湖北作家網    作者:陳忠華
    發布時間:2020-10-29

      一

       2019年10月,潛江作者鮑邦協的散文集《情不自禁》,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這對于潛江文學界,對于他本人,都是一件喜事。

       近些年來,文學創作已經逐漸地成為邦協的一種生活方式,他喜歡用精湛的筆墨講述自己的生活閱歷,闡釋他對自己所及的世界的認識,表達他的情懷、情操和情志,他甚至傾向于用文學方式操作他的一部分社會交際——他愿意有選擇地與戰友、同學、同事、同鄉分享他的悲歡和心得。我以為,同我們很多人比起來,他的血似乎更熱,因此有時候他表現出來的生活激情自然也就更為奔放;他對世界的觀察十分敏銳,所以他對生活的體驗也就應該更為細膩和豐富。某種意義上,他的文筆運用技巧可以稱得上得心應手,他有幾篇堪稱精品的創作在意境上差不多達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他的文學創作活動趨近或是已經達到一種自在的境界;換言之,他就是生活在文學之中,用文學創造著自己同時又在不斷地改造著自己,更新著自己的精神面貌,最美使自己新的身份形象臻于完善和豐滿。

       所謂身份形象,我是在講,邦協通過一篇又一篇的作品建立起了一種自我文學生活的人格形象。對此,邦協自己是沒有意識的,因為他不大可能有意地先入這樣的身份原型(prototype), 而是慢慢地不自覺地靠近著并且最終會使他疊加于這一身份原型。倘如此,于潛江故鄉的文學界當為最理想的期許。

       邦協以自己特有的世界觀、思想方法再加上他勤勉的創作實踐,把他對生活的各種體驗滲透到筆墨里,映射到作品中,再通過傳媒渠道或者既有的交往關系有限地影響社會影響他的親朋好友、同事同學同鄉以及他生活圈內的一些相關的人們。理論上,邦協的自我文學生活人格形象是他作為創作主體之外的他者在閱讀中建構起來的關于他的文學生活人格形象的感知、評價和解釋。只是因為視角的不同、距離的不同以及方法論的不同,感知形象的圖式元素又會因“他者”的分化而形成一定的差異。

      二

       我和邦協在整個兒童少年時期及青年時代早期的生活環境與條件是相同的,但這之后我們兩人便有了不一樣的人生閱歷。恢復聯系之后我們仍然沒有機會晤面,他在北京我在煙臺,兩人硬性的公干倒是都沒有了,卻都有著新的家庭責任和義務——替兒女分憂解難,照料孫輩。這是中國當代特有的一種社會現象,我們都是這一現象中的存在,同時我們又都不自覺地烘托著這一現象。

       如此長時期的分離和中斷聯系,造成了我對邦協的生活、工作所知甚少,所以,就特別急切地想了解他的成長、成熟和成就過程以及其中的一些故事。但是,在飽和式賞讀邦協的作品之后我便轉念思索,人生就如一種有機體的生命運動過程,輝煌也好落泊也罷,都在不斷地遭受著代謝,任何故事都成為過往。把握當下寄望未來,這才是最為重要的。是此,我開始深入關注更為現實也更有意義一些的問題:邦協文學創作的原動力何在?他的文學生活的人格形象的魅力究竟表現在哪里?其作品的風格內涵是什么?這幾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探討和解答其中一個問題另兩個問題也就有解了。最終,我確定從精神、情操、思想-思維這三個向度上提出一些認識意見。這三個向度互為解釋和支撐,可以用以構成理性和穩定的人格形象架構。又因為一般情況下作品的個人風格是作家精神、情操和思想的外現,所以作家創作活動的原動力以及作品的風格內涵也可以從這三個向度中求解。

       第一.現代視域下的傳統心靈。

       讀邦協的作品不難發現,雖然他不是把忠孝和仁義禮智信這些字眼掛在筆頭寫在紙上,但是他的筆墨是浸潤在綱常觀念之中的。你看,他做人規規矩矩、清清正正,做事明明白白、仔仔細細,對工作極端負責對工作紀律不越雷池半步,他在部隊尊敬首長、在地方公職部門尊敬領導、在學校尊敬老師,與同學、同事、同鄉和睦友善感情真摯,這些題材邦協都有專門的篇目。他對父親的諄諄教誨刻骨銘心,對母親的哀思悲楚難撫,他深深地感念長姊當乳的人倫情懷,他盡力在生活上提攜家弟家妹,他養育子孫慈愛多于嚴厲。這些題材邦協更有專門的篇目。這些篇目都是他傳統心靈、德行的真實寫照。

       探究起來,這樣的心靈和德行,往小處說,是他家幾輩人家風熏習傳承的結果;往大里說則要歸功于正統教育下他的文化自覺了。應該說,這樣一些帶有傳統烙印的心靈與德行,我們這個輩分的人絕大多數都是有的,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濃或淡。但因為作家的社會責任以及文學的教化功能,這樣的心靈與德行于邦協就更為彌足珍貴了

       第二,以柔為美的審美意趣。

       我不知道在中國文藝理論中“柔”是否能夠或者已然成為一個審美范疇,但我認定,從接受美學的觀點看,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柔”是能產生審美刺激的,或者更為直接一點地說在文學作品中“柔”就是一種美。這是我讀邦協的作品之后建立起來的觀點。

       除了軍旅生活作品之外,邦協多半是以故鄉(他視曾經服役過的鐵道兵為第二故鄉)潛江的大地為紙,飽吸漢江之水成墨,來創作他的心作,或抒情或敘事或論理,兼而有之。他尤其醉心和鐘情于故鄉的路 、樹和水。他寫路,把詩意灑在路上;他寫江河湖塘,水有多深情就有多深;他寫人,回憶軍旅能夠在戰友中產生強烈共鳴,講述師生情誼能夠喚起同學、校友的串聯式追思,墨及家人筆觸感傷處便難掩男兒淚,讀者亦潸潸……

       邦協作品中的“柔”當然不是那種阿嬌似的綿“柔”,它是與“剛”相濟共生的,“剛”是他風格的另一面。只不過,他在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剛”大多帶有幾分濕潤感,它的外面是用“情”包裹著的。他有十幾年軍旅生活鑄就的魂魄,又有十幾年從政積累下來的社會閱歷,所以他的個性品格中是有一定的堅毅、氣度、開闊和深邃的心理成分的。他在作品中濃墨重彩般地渲染水杉的挺拔和偉岸,他寫自己游覽漢江水利樞紐時為大壩的高聳和平湖的壯闊而心潮澎湃,他把從歷史的淤泥中挖掘出來的那塊飽經滄桑的小小石碑刷洗一新,使之圖騰般地巍巍立起,虛擬地樹在了屬于它那方土地的人民的心中,他在抒發“路”的詩意的同時放縱自己的思想且使之隨“路”伸向遠方,他寫水而不拖泥帶水,寫樹而不阿拉婆娑,寫路而不彎彎曲曲,他的作品總起來說筆力堅韌、文風蓬勃向上、陽光、歡暢、鼓舞斗志。這些“剛”性審美,邦協的作品中斑斑可見。

       第三,據小探微的思想方法。

       我不敢說邦協以寫“小”見長,但寫“小”確乎邦協筆墨的一大特色,無論抒情還是敘事抑或言理。邦協的寫“小”,我可以作顯性和隱性兩種范式的分析:以“小”切題或者直接以“小”命題,寫小題材、小視角,小村落、小人物、小事件、小物件,皆可入題,他儼然以一種小小世界中“小小老百姓”式的文風姿態支配創作。但是,這種“小”并非微不足道,佛家就說一沙一塵皆菩提, “小”有“小”的世界,“小”有“小”的道理,“小”有“小”的意義,“小”有“小”的價值。我稱之為小事大情。這是顯性寫“小”。與之相對應的就是隱性寫“小”了。大視野、大廣角、大歷史縱深的宏大敘事,其中亦有“小”,只是不顯于外。嚴格地說,這其中的“小”其實應該稱為“微”“細”。波瀾壯闊、大氣磅礴卻又細致入微,我稱之為知微見著。最有力的一個例子是,他在敘述重大題材時能夠恰如其分地穿插一組精準的數據,這些數據非但不使文章顯得冗贅,反倒是數字與文字交替切換大大降低了讀者閱讀心理中的視覺疲勞。

       寫“小”并非作家沒有胸懷和氣度,而是把心放在“小”處,從小處著眼,低處著手,關注“小”并以小法處之。 能寫“小”其實是一種文筆功夫,唯其“微”“小”,才可以使寫出來的東西形象、生動、真誠、信用。站在接受端的立場上,寫“小”的效果,是最終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認知差異,縮短情感距離。

       我曾經在一次學術演講中提出,現代漢語中有許多由“微”或“小”構造的成(熟)語,而且使用頻率很高,這表明“微”、“小”已經成為漢民族的思想內涵;又由于漢語在我們國家的通用語地位,漢語語言交際中表達出來的漢民族的一些思想內涵也為國內其他兄弟民族所領悟和接受。因此,說“微”、“小”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一種思想元素也是合乎情理的。

       如果把寫“小”提高到文化層面,則可把“據小”假借為“拘小”。這樣一改,思想方法問題就變成了思想品德問題。寫“小”是受“拘小” 的思想品德支配的。站在思想品德的高度,邦協為什么要寫“小”、能寫“小”,把“小”寫得如此精致,深度的答案也就有了。

      三

       邦協的文學創作活動不僅豐富了他的晚年生活,提高了他的生活品味,強化了他的文學生活人格形象,更為重要的是,積極地影響著他周圍的人們。

       現在邦協還在揮筆灑墨,一如既往,創作不止,把一篇又一篇的作品捧出來,獻給故鄉、獻給文學社會、獻給他的讀者,他的文學精神在繼續升華。他只講興趣和愛好,不貪功利不計較銜頭;他不斷地把我們大多數人習以為常而不經意地置于腦后的所見所聞拾起來,置于自己的認知系統和思想庫,再運用文學技巧加工整理,輸出為洗練的作品。當我們從他的作品中重新見到那些被忘卻的事物事情事理時,會激發我們一陣陣的深思。

       邦協是上個世紀60年代從老堤村走出來的高石碑人。老堤村的文化人中文學人寥寥,高石碑的文學人或許不少,但有文學成就和影響者恐怕不多,我把邦協歸為后者;若文學人有了成就和影響之后仍然關心家鄉的建設和發展,想家鄉人民之所想、喜之所悅、述之所言,則難能可貴矣,我把邦協再歸為后者。

       如今的高石碑這方沃土,借助于興隆樞紐帶來的生態機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蒸蒸日上,令世人矚目。但是,一個地區可持續的社會經濟發展一定要有人文精神的支撐。經包括邦協在內的一些志士仁人的工作,高石碑已經有了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圖騰,這是人文高石碑的底蘊。底蘊之上,努力將經濟高石碑推進到人文高石碑的發展軌道,使之真正巍巍地雄立于潛江甚至江漢大地,文學在此可為當為,邦協在此可為當為。

      (陳忠華,潛江人,現為煙臺大學教授,研究生導師,外國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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