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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流儒雅偉丈夫 ——談長篇小說《賦圣宋玉》中宋玉形象的塑造

    來源:湖北作家網    發布時間:2020-12-03    作者:鄧康麗

      《賦圣宋玉》(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是一部圍繞與屈原齊名的歷史名人宋玉的人生歷程而展開的長篇歷史小說。作者何志漢,曾坦言自己創作《賦圣宋玉》的基本原則是“不唯人,只唯宋”。即是“不唯”他人對宋玉的各種現成評價,只以宋玉傳世的十幾篇作品——這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導航儀”,來駕馭整部小說創作,以還原一個本真的宋玉。作品中,宋玉的人生軌跡是其中所有事態發展的中軸線。從他出生、讀書,到他仕楚、退隱,作者在著力體現歷史真實性的同時,又著力追求典型化和藝術化,從而成功地塑造了既展現古代圣賢風范、又能給現代人以良好借鑒啟迪的“這一個”古代圣賢形象。

      一、才高耿介的賦圣——諂媚與墮落中的挺立

      在文學史上,宋玉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文學大家,他承繼屈原的楚辭文學,并在此基礎上又創造了賦體文學,成為中國賦體文學的開山祖師,后人稱譽其為“賦圣”。賦圣的美譽,使宋玉成為文學史上一個顯眼的人物坐標,伴隨這個美譽而來的還有:悲秋文學之祖、女性文學之祖、山水文學之祖、夢幻文學之祖等等。宋玉在文學上的非凡造詣,是構成其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小說《賦圣宋玉》首先界定宋玉形象的就是他的“賦圣”身份。宋玉從小就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天資。入學前,年僅四歲的他就對識字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父親為他買了一本訓詁書,自此便受到了知識的啟蒙。入學堂時,教書的張老先生要進行一場簡單的學前測驗,很多學童連識字都成困難,但小宋玉卻不僅將奧澀難懂的古文倒背如流,而且還能參悟到其中深刻的道理,這引起老先生和眾家長的連連稱奇。其后在名師張鹖的教導和指點下,本就天資不凡的宋玉愈發表現出超前的學習能力,僅僅幾年功夫,就學富五車,出口成誦,大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態。小說在描寫少年宋玉時,是將其作為一名天才少年來刻畫的,乍一看,似有夸飾之嫌,但是細究之,甚是合情合理:小宋玉始終是靠濃厚的、欲罷不能的學趣來獲取知識的,因而能效率奇佳,這和那種“填鴨式”的強逼硬灌,有天壤之別。少年學成,也讓“賦圣”這一美譽有了現實的根基,為其日后才名滿朝野做好了情節鋪墊。

      作者在塑造宋玉的才子形象時,往往與其高潔耿介的人品聯系起來,文品與人品相得益彰,致使“賦圣”這一形象充實而豐滿。宋玉自小接受的教育主要來自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教化以及屈子精神的熏陶,耳濡目染下,文品人品自然都有前賢之風。襄王時期的楚國,佞臣群小得勢,千方百計中飽私囊,楚王剛愎昏庸,親佞小,遠賢臣,而且鑒于屈原被放逐的教訓,賢良之臣亦“銜枚無言”、明哲保身,所以,本該作為一國之主腦的朝堂,卻閉目塞聽,只有一片阿諛諂媚之氣。在這樣黑暗的政治氛圍中,宋玉不屈于惡勢力,不與奸佞小人同流合污,堅守人性的高潔,在一片諂媚之聲中,保持自身的挺立。宋玉仕楚伊始,創作《大言賦》、《小言賦》初露鋒芒,楚王欣賞其高才,欲賞他云夢之田,和唯利是圖的群小截然不同的是,宋玉并不看重財產土地,而是更看重仁義,于是他“拒賞保囚犯”,借楚王之恩救出自己身陷牢獄的朋友。《登徒子好色賦》則以宋玉和登徒子的形象作比,巨大的反差不僅揭示了好色之徒的丑惡嘴臉,而且也彰顯出宋玉顧義守禮的崇高品格。《對楚王問》以樂曲的高低之分引申到圣賢與普通人之間的精神鴻溝,雖有自詡清高之味,卻展現出一顆高雅純潔的圣人之心。老話說:“文如其人。”通過了解宋玉的這些作品,可以幫助我們領悟其深厚的學識素養,窺見其深邃的精神內涵。小說作者充分發揮小說這一文體得天獨厚的敘事功能,既將宋玉創作的來龍去脈銜接完整,又讓這些不朽文章的光芒,將一個挺立于濁世的俊杰映照得熠熠生輝!

      人物之間的對比描寫,是突出宋玉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小說中,與宋玉形成最鮮明對比的就是周石。無論是為人還是處世,宋玉與周石都是完全不一樣的兩類人,一個是重義守高的君子,一個是投機取巧的小人。兩人在同一個地方長大,受同一個老師的教誨,后面又同朝為官,按理來說兩人應該心性相投,互為知己。但兩人的人生追求不同,宋玉追求的是為國效力,憑才華仕楚;周石追求的是榮華富貴,以心機謀私。宋玉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周石不擇手段爭名奪利。然而,在腐敗之氣盛行的楚國,周石不學無術卻小人得勢;宋玉才高志大卻被淘汰出局。“玉”不保,“石”上位;駒嘆野谷,鼠爬朝梁。小說通過兩個人物命運的鮮明對比,使黑質白章形象分明,構成了小說獨特的反諷色彩。

      二、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廟堂與江湖之間的執著

      《賦圣宋玉》標明的時代是戰國末期,波云詭譎的政治動亂是當時主要的歷史背景。士大夫沿襲春秋時期的重要角色,作為君王的左膀右臂,幫助君主興國安邦。小說以宋玉的生活軌跡再現那個時代的風云變幻,而宋玉生活軌跡的關鍵點就是圍繞“君”和“民”來展開,所以從政治方面來看,宋玉的第二重身份就是“文學大夫”。“文學大夫”的身份使宋玉從一介草民躍升為朝堂臣子,身份的轉換并沒有給他帶來俗世的快樂,相反,由于進入黑暗的體制內,更加深了他的憂患意識。此時的他奔波在朝堂與民間兩地,諫君撫民,憂國憂民,體現出“兼濟天下”的士大夫精神。

      襄王時期的楚國與當年問鼎中原的楚國,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此時的楚國已顯露出亡國之象。朝野上下由一群唯利是圖、目光短淺的佞臣小人掌局,襄王聽信讒言,遠離忠良,不問國事,沉迷享樂,國家積弱不振,內有奸佞當道,外有強敵虎視。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身為文學大夫的宋玉,深刻地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責任和使命。但是面對昏庸剛愎的楚襄王,謹慎多謀的宋玉又深知不能重蹈屈原之覆轍,于是充分運用他的才華智慧,以微諷、曲諫的方式來暗示和勸誡楚王。當楚王沉浸于云夢澤的游獵玩樂時,宋玉并不像那些諂媚之徒以聲色犬馬之樂使楚王昏蒙不醒,而是曲徑通幽,創《風賦》曲諫楚王歸朝勤政。《風賦》巧妙地借風行諫,將風分為君王的雄風和百姓的雌風,以雄雌之和厲喻君民之貴貧反差,在微妙的隱喻里,宋玉將他對君王縱樂的譴責和對百姓苦情的憐憫都寄托其中,表面上無一字之褒貶,實則其意盡顯,使楚王體悟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本基不幸,貴高也難保的道理。獨創《風賦》在小說中是最能體現宋玉曲諫智慧的一節。居廟堂之高的宋玉并不像屈原那樣擁有顯貴的出身,他出身于底層,通過自身才華而躋身于朝堂之列,但卑微的出身始終是其底氣不足的根源,再加上朝堂奸佞掌權,這些就使得宋玉在諫君的時候,往往會瞻前顧后,謹言慎行。以此來看,宋玉的曲諫并非缺少士大夫氣概,相反,這是一種看清形勢后的智者謀略。宋玉之所以能立足朝堂并盡臣子本分,靠的也是這種謀略。其后的《釣賦》、《御賦》等都與《風賦》一樣,都是以委婉從容之辭令,執著地對楚王進行微諷曲諫。

      但是,作者似乎又無意將宋玉的曲諫作風單方面地展現到底,相反,在小說的多處情節特別是靠后的情節中,我們也看到一個接近屈原形象的宋玉。眾所周知,屈原是楚國王室貴胄且擔任楚國重要職位,他秉著一顆愛國之心,不愿看到楚國日漸衰落,對君王的進諫總是直言不諱,但他的忠諫卻招來其他貴族的不滿,最后淪落個被放逐的命運。宋玉在小說中也表現出與屈原相似的血性。當他看到盧邑的百姓身處旱災的魔掌之中,民不聊生,餓殍遍野,貪官污吏卻中飽私囊,不顧百姓死活,百姓生活的慘況使他再也按捺不住沖動,向楚王直諫,要求開倉放糧,修渠引水。這種大膽的直諫做派與他之前的曲諫風格大為不同。要知道盧邑的災情本不屬于他的職能管轄范圍,他大可舒舒服服地呆在楚王身邊做他的文學侍從,但他卻放下個人名利,訪旱直諫,將百姓的生死擺在首位,直面君王的鋒芒和奸佞之臣的誹謗,頗似屈原當年的冒死直諫。在小說中,這種直諫君王的次數還不少見。比如宋玉當著秦國使者的面直諫楚王,望其將三日一朝改為一日一朝;比如他多次在朝堂上與奸佞群小據理力爭;比如他不向楚王稟告就直奔災情前線等等,這里的宋玉與司馬遷所言似有不同。司馬遷最先在《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中提及宋玉:“……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由此,便給人造成了宋玉“并非諍臣”的印象。

      為此,筆者專訪了《賦圣宋玉》的作者何志漢先生,他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他說看待歷史人物,最忌先入為主。司馬遷說宋玉不敢直諫就是鐵板釘釘了?“不唯人,只唯宋”,也包括“不唯”司馬遷。司馬遷的話最多只能作為“旁證材料”,而“主證材料”應是宋玉自己的文章。宋玉前期的文章諸如《風賦》、《釣賦》、《登徒子好色賦》等,曲諫君王的意象相當明顯,“位卑”又要“憂國”,只能曲里拐彎地諫君,知可為而為之,與滿朝堂鴉雀無聲相比,這已是十分難能可貴了。而宋玉后期的文章,如他的代表作《九辯》,則迥異于前期,文章中諸如“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胎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后之危敗”……這些鐵定是犯顔直諫甚至是嚴厲抨擊楚國政治黑暗的話語,充斥在字里行間,“悲秋”(悲傷賢士不得志、楚國氣數將盡)的氣氛更是彌漫始終,足以表明,這個慣用曲諫的宋玉,在更大力度地進行明譴直諫了。這是楚國日益嚴峻的形勢所迫,國難當頭,士大夫的擔當精神和骨氣由此凸現。因此,說宋玉一時不敢直諫,其言或可;說他一生“終莫敢直諫”,就不符合事實、不是唯物論了。

      直諫和曲諫有上下之分嗎?不然。《賦圣宋玉》中,宋玉的女友春蕙的一番話,很能說明問題。她說:“我看不管直諫、曲諫,都是諫道多險哪!賢明的君王,聞過則喜,你直諫又何妨?昏庸的君王,聞過則怒,你曲諫又何益?曲諫又何嘗不是直諫——你那個諫,君王聽不明白,不能算諫,他聽明白了,便有了直諫的意味了。”直諫和曲諫,目的一樣,性質一樣,只是方法不一樣,曲諫由于是婉轉著說,效果還常常會好于直諫,但兩類諫者的命運,往往是殊途同歸的。屈原和宋玉最后的結局都是被革職,就是明證。

      不管是在廟堂還是江湖,不管是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不管是在士大夫任上還是失職,宋玉始終在憂國憂民,始終在執著地諫君,真正做到了“文死諫”——這就是小說《賦圣宋玉》所告訴我們的。

      明人張岱在《四書遇》里說:“不知不可為而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為而不為,賢人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圣人也。”諫道多險,遇昏君危險倍增。無論何朝何代,批評最高執政者,都被明哲保身之人看作“不可為”之事,然而宋玉和屈原一樣勉力為之,所以他們都是圣人。后人將“屈宋”并稱,并另稱宋玉為“賦圣”,當之無愧!

      三、忠于愛情的情種——靈與肉之間的堅守

      小說《賦圣宋玉》中,宋玉的感情線雖然不是作為主線來講述,但其凄美浪漫的愛情故事依然吸人眼球,令人惻然。作者站在尊重先賢的立場上,將宋玉塑造成一位忠于愛情的情種——他避開所有的艷色誘惑,只鐘情于自己的靈魂愛侶,其癡情之態頗似柏拉圖之戀的精神熱愛。

      宋玉與西鄰之女春蕙的愛情是純潔高尚的。兩人自小就是同鄉,又是同窗幾年的同學,實可謂青梅竹馬的一對壁侶。宋玉與春蕙因好學而走到一起,因為強烈的求知欲,兩人經常在一起研究圣賢的書,探討難解之題,久而久之由欣賞變成了愛慕。春蕙崇拜宋玉驚人的學識和素養,宋玉贊嘆春蕙獨特的見解和品味,懵懂而甜蜜的愛情在他們之間萌發了。然而,愛情的箭矢在現實的重重阻力下,最終成為強弩之末。由于宋玉出眾的才華和相貌,他身邊總是不乏狂熱的愛慕者,以及嫉妒他的奸邪小人,而這些便是造成他愛情悲劇的根源。

      在他的愛慕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紫葉和云妃。東鄰之女紫葉是追求宋玉的第一個狂熱分子。紫葉的美用宋玉的話來說就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此等絕色女子卻不顧矜持地登墻窺看宋玉三年。云妃是第二個迷戀宋玉的女子,她貴為楚國王妃,擁有傾國傾城的美艷外表,但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水性女子。她對宋玉見色起意,多次借編曲著樂之名,色誘宋玉,甚至不惜下藥以身犯險。對于這些絕世美女的曖昧表示,宋玉似乎就像是一個薄情寡欲之人,無動于衷,皆將其拒于心外。

      從男性視角而言,愛情與肉欲可以是一對同生體,也可以是一對矛盾體,小說中的宋玉屬于后者。宋玉也是凡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在面對靈與肉的抉擇時,他會作何選擇?對宋玉來說,春蕙雖沒有紫葉的絕色,也沒有云妃的高貴,但她卻能給予他精神上的愛情與溫存,他們之間的愛是最完美的知己之愛,是超脫肉欲的精神之愛。如果說春蕙代表的是宋玉的精神之靈,那么紫葉和云妃則代表宋玉的生理之欲。紫葉的有意之舉和云妃的主動獻媚,宋玉自然知曉其中緣故,作為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宋玉當然也會為女子的美貌而動心,但他與耽于美色的楚王和周石不同,他的理智往往會戰勝欲望。欲望是普遍的,關鍵在于人對待欲望的態度。楚王縱欲享樂,墮落自己,從而連累整個國家;周石欲壑難填,不擇手段,從而成為禍亂朝堂的奸佞。宋玉直視欲望,卻能做到止乎禮義,潔身自守,不越雷池半步。欲望雖然無法被抑制,但卻可以被控制,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一定是有境界的人。對待情與欲,宋玉有他自己的主見,這主見在他的《登徒子好色賦》中說得明白:“蓋圖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宋玉所推崇的愛情是精神戀愛,而非形貌之合、肉欲之歡。所以,在這種愛情觀下,宋玉的選擇自然是堅守愛情。

      長篇小說《賦圣宋玉》充分發揮小說的敘事功能,從多側面、多角度入手,向我們展現了才華橫溢、卓爾不群、風流儒雅、忠于愛情的宋玉形象。作為“賦圣”,宋玉擁有名冠京畿的才華,但他既不恃才自傲,也不沽名釣譽,而是清高耿介,潔身自好,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污;作為士大夫,宋玉心系君民,枕戈待旦,以匡扶君主、救濟黎民為己任;作為情種,宋玉從一而終,推崇精神之愛,戰勝內心的欲望,求得靈魂之幸福精神之自由。小說讓宋玉從文學神壇走向大眾視野,雖然圣賢的形象更加平民化、通俗化,但我們仍可以從宋玉的身上看到才、德、貌三相輝映,無論是在個人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都表現出超凡脫俗、高瞻遠矚的君子風范。以現代的價值觀念來看,宋玉不僅是我們報效祖國和人民的榜樣,也是我們的精神楷模,還是我們賴以文化自信的一個光輝坐標。

      

      (此文原載《湘潭文學》2019年第3期,作者鄧康麗,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院。《賦圣宋玉》,何志漢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湖北省作家協會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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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流儒雅偉丈夫 ——談長篇小說《賦圣宋玉》中宋玉形象的塑造

    來源:湖北作家網    作者:鄧康麗
    發布時間:2020-12-03

      《賦圣宋玉》(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是一部圍繞與屈原齊名的歷史名人宋玉的人生歷程而展開的長篇歷史小說。作者何志漢,曾坦言自己創作《賦圣宋玉》的基本原則是“不唯人,只唯宋”。即是“不唯”他人對宋玉的各種現成評價,只以宋玉傳世的十幾篇作品——這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導航儀”,來駕馭整部小說創作,以還原一個本真的宋玉。作品中,宋玉的人生軌跡是其中所有事態發展的中軸線。從他出生、讀書,到他仕楚、退隱,作者在著力體現歷史真實性的同時,又著力追求典型化和藝術化,從而成功地塑造了既展現古代圣賢風范、又能給現代人以良好借鑒啟迪的“這一個”古代圣賢形象。

      一、才高耿介的賦圣——諂媚與墮落中的挺立

      在文學史上,宋玉是一個承前啟后的文學大家,他承繼屈原的楚辭文學,并在此基礎上又創造了賦體文學,成為中國賦體文學的開山祖師,后人稱譽其為“賦圣”。賦圣的美譽,使宋玉成為文學史上一個顯眼的人物坐標,伴隨這個美譽而來的還有:悲秋文學之祖、女性文學之祖、山水文學之祖、夢幻文學之祖等等。宋玉在文學上的非凡造詣,是構成其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小說《賦圣宋玉》首先界定宋玉形象的就是他的“賦圣”身份。宋玉從小就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天資。入學前,年僅四歲的他就對識字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父親為他買了一本訓詁書,自此便受到了知識的啟蒙。入學堂時,教書的張老先生要進行一場簡單的學前測驗,很多學童連識字都成困難,但小宋玉卻不僅將奧澀難懂的古文倒背如流,而且還能參悟到其中深刻的道理,這引起老先生和眾家長的連連稱奇。其后在名師張鹖的教導和指點下,本就天資不凡的宋玉愈發表現出超前的學習能力,僅僅幾年功夫,就學富五車,出口成誦,大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態。小說在描寫少年宋玉時,是將其作為一名天才少年來刻畫的,乍一看,似有夸飾之嫌,但是細究之,甚是合情合理:小宋玉始終是靠濃厚的、欲罷不能的學趣來獲取知識的,因而能效率奇佳,這和那種“填鴨式”的強逼硬灌,有天壤之別。少年學成,也讓“賦圣”這一美譽有了現實的根基,為其日后才名滿朝野做好了情節鋪墊。

      作者在塑造宋玉的才子形象時,往往與其高潔耿介的人品聯系起來,文品與人品相得益彰,致使“賦圣”這一形象充實而豐滿。宋玉自小接受的教育主要來自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教化以及屈子精神的熏陶,耳濡目染下,文品人品自然都有前賢之風。襄王時期的楚國,佞臣群小得勢,千方百計中飽私囊,楚王剛愎昏庸,親佞小,遠賢臣,而且鑒于屈原被放逐的教訓,賢良之臣亦“銜枚無言”、明哲保身,所以,本該作為一國之主腦的朝堂,卻閉目塞聽,只有一片阿諛諂媚之氣。在這樣黑暗的政治氛圍中,宋玉不屈于惡勢力,不與奸佞小人同流合污,堅守人性的高潔,在一片諂媚之聲中,保持自身的挺立。宋玉仕楚伊始,創作《大言賦》、《小言賦》初露鋒芒,楚王欣賞其高才,欲賞他云夢之田,和唯利是圖的群小截然不同的是,宋玉并不看重財產土地,而是更看重仁義,于是他“拒賞保囚犯”,借楚王之恩救出自己身陷牢獄的朋友。《登徒子好色賦》則以宋玉和登徒子的形象作比,巨大的反差不僅揭示了好色之徒的丑惡嘴臉,而且也彰顯出宋玉顧義守禮的崇高品格。《對楚王問》以樂曲的高低之分引申到圣賢與普通人之間的精神鴻溝,雖有自詡清高之味,卻展現出一顆高雅純潔的圣人之心。老話說:“文如其人。”通過了解宋玉的這些作品,可以幫助我們領悟其深厚的學識素養,窺見其深邃的精神內涵。小說作者充分發揮小說這一文體得天獨厚的敘事功能,既將宋玉創作的來龍去脈銜接完整,又讓這些不朽文章的光芒,將一個挺立于濁世的俊杰映照得熠熠生輝!

      人物之間的對比描寫,是突出宋玉形象的一個重要方面。在小說中,與宋玉形成最鮮明對比的就是周石。無論是為人還是處世,宋玉與周石都是完全不一樣的兩類人,一個是重義守高的君子,一個是投機取巧的小人。兩人在同一個地方長大,受同一個老師的教誨,后面又同朝為官,按理來說兩人應該心性相投,互為知己。但兩人的人生追求不同,宋玉追求的是為國效力,憑才華仕楚;周石追求的是榮華富貴,以心機謀私。宋玉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周石不擇手段爭名奪利。然而,在腐敗之氣盛行的楚國,周石不學無術卻小人得勢;宋玉才高志大卻被淘汰出局。“玉”不保,“石”上位;駒嘆野谷,鼠爬朝梁。小說通過兩個人物命運的鮮明對比,使黑質白章形象分明,構成了小說獨特的反諷色彩。

      二、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廟堂與江湖之間的執著

      《賦圣宋玉》標明的時代是戰國末期,波云詭譎的政治動亂是當時主要的歷史背景。士大夫沿襲春秋時期的重要角色,作為君王的左膀右臂,幫助君主興國安邦。小說以宋玉的生活軌跡再現那個時代的風云變幻,而宋玉生活軌跡的關鍵點就是圍繞“君”和“民”來展開,所以從政治方面來看,宋玉的第二重身份就是“文學大夫”。“文學大夫”的身份使宋玉從一介草民躍升為朝堂臣子,身份的轉換并沒有給他帶來俗世的快樂,相反,由于進入黑暗的體制內,更加深了他的憂患意識。此時的他奔波在朝堂與民間兩地,諫君撫民,憂國憂民,體現出“兼濟天下”的士大夫精神。

      襄王時期的楚國與當年問鼎中原的楚國,早已不可同日而語,此時的楚國已顯露出亡國之象。朝野上下由一群唯利是圖、目光短淺的佞臣小人掌局,襄王聽信讒言,遠離忠良,不問國事,沉迷享樂,國家積弱不振,內有奸佞當道,外有強敵虎視。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身為文學大夫的宋玉,深刻地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責任和使命。但是面對昏庸剛愎的楚襄王,謹慎多謀的宋玉又深知不能重蹈屈原之覆轍,于是充分運用他的才華智慧,以微諷、曲諫的方式來暗示和勸誡楚王。當楚王沉浸于云夢澤的游獵玩樂時,宋玉并不像那些諂媚之徒以聲色犬馬之樂使楚王昏蒙不醒,而是曲徑通幽,創《風賦》曲諫楚王歸朝勤政。《風賦》巧妙地借風行諫,將風分為君王的雄風和百姓的雌風,以雄雌之和厲喻君民之貴貧反差,在微妙的隱喻里,宋玉將他對君王縱樂的譴責和對百姓苦情的憐憫都寄托其中,表面上無一字之褒貶,實則其意盡顯,使楚王體悟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本基不幸,貴高也難保的道理。獨創《風賦》在小說中是最能體現宋玉曲諫智慧的一節。居廟堂之高的宋玉并不像屈原那樣擁有顯貴的出身,他出身于底層,通過自身才華而躋身于朝堂之列,但卑微的出身始終是其底氣不足的根源,再加上朝堂奸佞掌權,這些就使得宋玉在諫君的時候,往往會瞻前顧后,謹言慎行。以此來看,宋玉的曲諫并非缺少士大夫氣概,相反,這是一種看清形勢后的智者謀略。宋玉之所以能立足朝堂并盡臣子本分,靠的也是這種謀略。其后的《釣賦》、《御賦》等都與《風賦》一樣,都是以委婉從容之辭令,執著地對楚王進行微諷曲諫。

      但是,作者似乎又無意將宋玉的曲諫作風單方面地展現到底,相反,在小說的多處情節特別是靠后的情節中,我們也看到一個接近屈原形象的宋玉。眾所周知,屈原是楚國王室貴胄且擔任楚國重要職位,他秉著一顆愛國之心,不愿看到楚國日漸衰落,對君王的進諫總是直言不諱,但他的忠諫卻招來其他貴族的不滿,最后淪落個被放逐的命運。宋玉在小說中也表現出與屈原相似的血性。當他看到盧邑的百姓身處旱災的魔掌之中,民不聊生,餓殍遍野,貪官污吏卻中飽私囊,不顧百姓死活,百姓生活的慘況使他再也按捺不住沖動,向楚王直諫,要求開倉放糧,修渠引水。這種大膽的直諫做派與他之前的曲諫風格大為不同。要知道盧邑的災情本不屬于他的職能管轄范圍,他大可舒舒服服地呆在楚王身邊做他的文學侍從,但他卻放下個人名利,訪旱直諫,將百姓的生死擺在首位,直面君王的鋒芒和奸佞之臣的誹謗,頗似屈原當年的冒死直諫。在小說中,這種直諫君王的次數還不少見。比如宋玉當著秦國使者的面直諫楚王,望其將三日一朝改為一日一朝;比如他多次在朝堂上與奸佞群小據理力爭;比如他不向楚王稟告就直奔災情前線等等,這里的宋玉與司馬遷所言似有不同。司馬遷最先在《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中提及宋玉:“……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由此,便給人造成了宋玉“并非諍臣”的印象。

      為此,筆者專訪了《賦圣宋玉》的作者何志漢先生,他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他說看待歷史人物,最忌先入為主。司馬遷說宋玉不敢直諫就是鐵板釘釘了?“不唯人,只唯宋”,也包括“不唯”司馬遷。司馬遷的話最多只能作為“旁證材料”,而“主證材料”應是宋玉自己的文章。宋玉前期的文章諸如《風賦》、《釣賦》、《登徒子好色賦》等,曲諫君王的意象相當明顯,“位卑”又要“憂國”,只能曲里拐彎地諫君,知可為而為之,與滿朝堂鴉雀無聲相比,這已是十分難能可貴了。而宋玉后期的文章,如他的代表作《九辯》,則迥異于前期,文章中諸如“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胎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后之危敗”……這些鐵定是犯顔直諫甚至是嚴厲抨擊楚國政治黑暗的話語,充斥在字里行間,“悲秋”(悲傷賢士不得志、楚國氣數將盡)的氣氛更是彌漫始終,足以表明,這個慣用曲諫的宋玉,在更大力度地進行明譴直諫了。這是楚國日益嚴峻的形勢所迫,國難當頭,士大夫的擔當精神和骨氣由此凸現。因此,說宋玉一時不敢直諫,其言或可;說他一生“終莫敢直諫”,就不符合事實、不是唯物論了。

      直諫和曲諫有上下之分嗎?不然。《賦圣宋玉》中,宋玉的女友春蕙的一番話,很能說明問題。她說:“我看不管直諫、曲諫,都是諫道多險哪!賢明的君王,聞過則喜,你直諫又何妨?昏庸的君王,聞過則怒,你曲諫又何益?曲諫又何嘗不是直諫——你那個諫,君王聽不明白,不能算諫,他聽明白了,便有了直諫的意味了。”直諫和曲諫,目的一樣,性質一樣,只是方法不一樣,曲諫由于是婉轉著說,效果還常常會好于直諫,但兩類諫者的命運,往往是殊途同歸的。屈原和宋玉最后的結局都是被革職,就是明證。

      不管是在廟堂還是江湖,不管是身處順境還是逆境,不管是在士大夫任上還是失職,宋玉始終在憂國憂民,始終在執著地諫君,真正做到了“文死諫”——這就是小說《賦圣宋玉》所告訴我們的。

      明人張岱在《四書遇》里說:“不知不可為而為之,愚人也;知其不可為而不為,賢人也;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圣人也。”諫道多險,遇昏君危險倍增。無論何朝何代,批評最高執政者,都被明哲保身之人看作“不可為”之事,然而宋玉和屈原一樣勉力為之,所以他們都是圣人。后人將“屈宋”并稱,并另稱宋玉為“賦圣”,當之無愧!

      三、忠于愛情的情種——靈與肉之間的堅守

      小說《賦圣宋玉》中,宋玉的感情線雖然不是作為主線來講述,但其凄美浪漫的愛情故事依然吸人眼球,令人惻然。作者站在尊重先賢的立場上,將宋玉塑造成一位忠于愛情的情種——他避開所有的艷色誘惑,只鐘情于自己的靈魂愛侶,其癡情之態頗似柏拉圖之戀的精神熱愛。

      宋玉與西鄰之女春蕙的愛情是純潔高尚的。兩人自小就是同鄉,又是同窗幾年的同學,實可謂青梅竹馬的一對壁侶。宋玉與春蕙因好學而走到一起,因為強烈的求知欲,兩人經常在一起研究圣賢的書,探討難解之題,久而久之由欣賞變成了愛慕。春蕙崇拜宋玉驚人的學識和素養,宋玉贊嘆春蕙獨特的見解和品味,懵懂而甜蜜的愛情在他們之間萌發了。然而,愛情的箭矢在現實的重重阻力下,最終成為強弩之末。由于宋玉出眾的才華和相貌,他身邊總是不乏狂熱的愛慕者,以及嫉妒他的奸邪小人,而這些便是造成他愛情悲劇的根源。

      在他的愛慕者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紫葉和云妃。東鄰之女紫葉是追求宋玉的第一個狂熱分子。紫葉的美用宋玉的話來說就是:“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此等絕色女子卻不顧矜持地登墻窺看宋玉三年。云妃是第二個迷戀宋玉的女子,她貴為楚國王妃,擁有傾國傾城的美艷外表,但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水性女子。她對宋玉見色起意,多次借編曲著樂之名,色誘宋玉,甚至不惜下藥以身犯險。對于這些絕世美女的曖昧表示,宋玉似乎就像是一個薄情寡欲之人,無動于衷,皆將其拒于心外。

      從男性視角而言,愛情與肉欲可以是一對同生體,也可以是一對矛盾體,小說中的宋玉屬于后者。宋玉也是凡人,他也有七情六欲,在面對靈與肉的抉擇時,他會作何選擇?對宋玉來說,春蕙雖沒有紫葉的絕色,也沒有云妃的高貴,但她卻能給予他精神上的愛情與溫存,他們之間的愛是最完美的知己之愛,是超脫肉欲的精神之愛。如果說春蕙代表的是宋玉的精神之靈,那么紫葉和云妃則代表宋玉的生理之欲。紫葉的有意之舉和云妃的主動獻媚,宋玉自然知曉其中緣故,作為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宋玉當然也會為女子的美貌而動心,但他與耽于美色的楚王和周石不同,他的理智往往會戰勝欲望。欲望是普遍的,關鍵在于人對待欲望的態度。楚王縱欲享樂,墮落自己,從而連累整個國家;周石欲壑難填,不擇手段,從而成為禍亂朝堂的奸佞。宋玉直視欲望,卻能做到止乎禮義,潔身自守,不越雷池半步。欲望雖然無法被抑制,但卻可以被控制,能控制自己欲望的人,一定是有境界的人。對待情與欲,宋玉有他自己的主見,這主見在他的《登徒子好色賦》中說得明白:“蓋圖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宋玉所推崇的愛情是精神戀愛,而非形貌之合、肉欲之歡。所以,在這種愛情觀下,宋玉的選擇自然是堅守愛情。

      長篇小說《賦圣宋玉》充分發揮小說的敘事功能,從多側面、多角度入手,向我們展現了才華橫溢、卓爾不群、風流儒雅、忠于愛情的宋玉形象。作為“賦圣”,宋玉擁有名冠京畿的才華,但他既不恃才自傲,也不沽名釣譽,而是清高耿介,潔身自好,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污;作為士大夫,宋玉心系君民,枕戈待旦,以匡扶君主、救濟黎民為己任;作為情種,宋玉從一而終,推崇精神之愛,戰勝內心的欲望,求得靈魂之幸福精神之自由。小說讓宋玉從文學神壇走向大眾視野,雖然圣賢的形象更加平民化、通俗化,但我們仍可以從宋玉的身上看到才、德、貌三相輝映,無論是在個人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都表現出超凡脫俗、高瞻遠矚的君子風范。以現代的價值觀念來看,宋玉不僅是我們報效祖國和人民的榜樣,也是我們的精神楷模,還是我們賴以文化自信的一個光輝坐標。

      

      (此文原載《湘潭文學》2019年第3期,作者鄧康麗,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院。《賦圣宋玉》,何志漢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湖北省作家協會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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